有点想念香槟，天寒地冻的冬天有种受虐的快感。还有点紧张，老板要我增加productivity。看来要振奋一下不能玩过头。被差评怎么办？被开除怎么办？你们谁包养我？
认真回忆了一段初一暑假的故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春节将至要给外婆写信，不能忘记。另有两三个隐晦的小故事想讲，他们在脑子里时隐时现好久了，总没心情下笔。
最近还想念一个刚癌症去世的研究生。以前我跟他的办公室是一层楼。2007年我们图形组从那间实验室搬出来，他们组搬进去。有时会在电梯里碰见他，光头，拄个拐杖。
死亡总是最严肃的。
收到通知，我们系一个研究生去世了。通知里那个名字经常见到，研究生会的前任主席，他最后一封列表邮件甚至还在我的邮箱里，咋咋呼呼地总结工作、介绍下任学生会班底。
一旦死亡与我们发生哪怕只是微弱的关联，事情就变得悲痛起来。人们开始追思、探索他的不复存在的细枝末节。比如我做过他本科期间离散数学课的助教。有人想起跟他一同上习题课的情形。有人怀念他在系楼休息室里安放的免费咖啡。他热情向上、雄心勃勃。他休学开办自己的巧克力作坊，在厄巴那每个周六的农民集市上努力推销自制的黑巧克力。离世前几天他租了新的作坊，从南美订购了新鲜的可可豆。我不敢看他的脸书，上面他定与所有美国青年一样笑靥如花。
人们的叹息和回忆在死亡面前迅速败下阵来。根据本地媒体的报道，他在二十七日凌晨卧轨自杀。报道的标题是《郡警长确认厄巴那男子系自杀》。草率的结论或将引起读者愤怒的指责和怀疑：积极如此的人，怎会自杀呢。而死亡就这般轻蔑地悖离了我们眼中的只光片影，悖离了脸书、学生会和巧克力作坊中的“他”。我在巨大的误差里回不过神来。这是多么陌生的死亡啊。
我见过两次虚构的死亡。一次是薛忆沩笔下的广州总督。在一次臆想的暴乱即将发生之前，传教士真实的死亡迫使总督“自杀”了。在这个策划的死亡的背后，总督和他年少的恐惧，忠诚和民间流传的反对传教士的小册子在深山里消失。另一次是电影《极度寒冷》。主人公在夏至日以卧冰死亡作为他生命的最后一个行为艺术作品。“死”后两个月，隐居在谎言里的他自杀。
死亡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机能衰竭或者解体为能。死亡的真相是一个实物的消失对它周围世界的小小扰动。所以“虚构”的死亡和真实的死亡是一样的。它的意义仅仅在于环境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所以在虚构的死亡以后，他们的生活变得虚无和极度脆弱。我想死亡只不过是可以被替换的物理概念。我是在走过教堂的那个时刻想到这些的。啊请宽恕我。
最后是有关语言的。我在想语言的极限在哪里。图灵机？正则语言我是知道的，然后上下文无关，上下文敏感，递归，递归可列，图灵机表达一切。但说到底人类语言具有一套有约束的语法，是不自由的。语法以外图灵机就没戏了。感性地讲，比如古诗词的那种意境“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如果这就是极限，那它到底是表达了还是不能表达呢？我总在这种情况下陷入矛盾的困境。它对于我，有时像是表达的极致，有时又好像是象征的开始。我发现我用语言已经“不能表达”我的意思，这真是个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