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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05薛忆沩:”虚构的告别与迟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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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了我是薛忆沩的头号粉丝。高中看了他的《遗弃》，那“就像一次成人礼”。最近读到的是发表于书城二零零四年五月号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我都傻掉了。
下面这个是《广州暴乱》。 无转载许可。
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现在，我已经非常虚弱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我要用这最后的一点时间写下我的忏悔。这将是我一生当中与语言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关系。语言如同妓女，我一生当中不断地进入它，不断从这种进入之中得到快感和满足。可当最后一次走进它的时候，我很清楚，自己什么也不可能得到。我并不需要什么，甚至我也不需要被原谅。但我需要忏悔。忏悔将给我最起码的支持，使我能够克服孤独带来的恐惧。现在，我十分孤独。因为我刚刚埋葬了我的仆人。这个跟随过我将近三十年的仆人在最近这十年之中是我唯一的交谈对象，甚至可能是我唯一见过的人。每天，我都给他编一个故事，他也给我编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根据故事的好坏决定我们的输赢。我们就靠这样的游戏来克服与世隔绝的无聊和寂寞。现在，参与游戏的另一方已经离去了……在这阴冷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揪心的孤独。我知道，那个曾经活着的“我”已经随着我的仆人一起离去了。我好象只是作为一个动物还继续存在在这个我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的世界上。我知道，时间之所以仍然努力支撑着我的感觉是因为我还需要忏悔，忏悔我所经历过那一段我不愿意经历的历史。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曾经活着的 “我”——那个盛名远扬的总督，十年前就已经死去了。他的仆人也下落不明。极少数知道我还活着的人为我安排了一个虚张声势的葬礼。葬礼之后，我的灵柩被运往我在北方的老家。我看着我的灵柩从我的眼前缓缓经过。我为它流下了绝望的眼泪。我的仆人也流下了眼泪。他也许在为自己不能够亲自安葬自己的主人而伤心。他一定想象不到十年之后，是我亲自安葬了他。这十年之中，尽管他仍然周到地照料着我的生活，可我们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主人和仆人的限度。我们是相依为命的朋友，又是那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游戏之中的对手。
葬礼之后，我们经过精心的安排，在离广州有两天路程的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安顿下来。那些知道我还活着的人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座简陋的房子。最初的几个月，他们还不时送来一些食品和一些消息。我知道传教士们又被允许在广州自由活动了。他们还要求新上任的总督立即调查事件的经过，迅速向传教团公布调查的结果并严惩肇事者。新上任的总督自然将一切都归咎于我和我的副手。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传教士们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但这位总督拨重款重新安葬了事件中的受害者。加上他与皇帝宠信的那几位著名的传教士在京城时有过密切的交往，事件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以新总督的智力，他一定知道我还活着，可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对我的死的怀疑。我死了比我活着对他更有意义。而他也并不在乎我是不是已经真正死去。这是他对我的最大的恩赐。我猜想他一定非常理解我在任时所经历的一切困难。现在他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他肯定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当然以他的智力以及他对事物的看法，他会将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好了，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来吧。几个月之后，就不再有人来看望我们了，食品和消息也都突然中断。我们带来了足够的钱，生活当然没有问题。我也对消息失去了兴趣。我知道，到这时候，新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因为我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我们将在这与世隔绝的状况中生活。这种生活持续了整整十年。昨天，我刚刚埋葬了我的仆人。他的离去将我们共同的生活带进了坟墓。
现在让我回到这十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去吧。那时候我是这个省的总督。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威胁来自海上。西班牙人已经在菲律宾安顿下来了，可谁都知道，他们的野心决不会安顿在那里。更直接的威胁是，葡萄牙人已经在澳门站稳了脚根。虽然他们仍然接受我们的管制，但这种管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它正在蜕变成为一种交易。我与这些西方人没有任何接触，可我对他们却十分反感。我不太清楚这种反感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给我带来了一种危险的责任吧，一种既要亲善他们又要防止他们的责任。这种责任使我的地位变得非常敏感。每一个决定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这种紧张的生活令我十分疲惫。
疲惫使我心灰意冷，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想到过要离开这个敏感的省份，多次托我在朝廷里的朋友们为我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但一直没有找到。我必须继续忍受这种疲惫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那本在外面已经相当流行的小书。那本书令我突然亢奋起来。它使我作出了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现在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不仅仅它本身非常错误，对我个人的生活来说，它也是致命的一击。我想忏悔的并不是这个错误，而是我纠正错误的努力。我的努力并没有将错误纠正过来，或者说并没有使我象我开始打算的那样逃脱错误对我的损害。相反，它增加了我的错误的份量，在我已经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将我——那个作为总督的“我”置于死地。而我自己也被迫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本小书之前已经有两次事件在营造气氛，好象有意将我引向我的那个决定。首先是荷兰海盗在几次成功的袭击了葡萄牙的船队之后有些得意忘形，决定攻打几个葡萄牙人聚居的岛屿，这其中也包括了澳门。当地人听到这个消息，决定在山顶上修筑一座炮台。后来，荷兰海盗冷静下来，放弃了他们的计划，撤回到新加坡的外海上去了，炮台的工程也就停了下来。当时我的下属中流行着一种另外的看法，认为在澳门修筑一个军事设施可能有其它的用途，御防海盗恐怕只是一个幌子。因为工程后来停下来了，这种看法当然不能成立。可它的确引起了我的疑心。然后是当地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最近的一次纷争。中国人冲击了传教士们在附近一座小岛上新修的一个小教堂。中国人认为那是葡萄牙人修筑的工事。他们冲上小岛之后，发现那的确是一个教堂，但仍然放火将它烧毁了。这次纷争后来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个小岛继续由传教士们占用，但岛上树起了一个显眼的标志，说明小岛是中国皇帝的领土。尽管冲突很快被平息下去，不安和警觉却留在了我的心中。经过这两次事件，我已经有了一种要出大事的感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副手将那本小书呈到了我的面前。
小书的作者是一位不太出名的绅士。他在书中激动地罗列了最近发生在澳门的一系列骚乱，然后将矛头直指当时正居住在那里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这位出生在热那亚的意大利人身材魁梧，蓄着很威风的长胡须。他经常穿着中国绅士的服装在城里走动，十分引人注目。他还是城里唯一一个见到过万历皇帝的人。当地的中国人都认为这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西方人应该拥有的荣誉。这位意大利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又熟悉中国的地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精通中国的语言。据说他曾经协助那位被皇帝恩准居留在北京的更为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编撰过一部音韵字典，其中使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这位身材魁梧的意大利人还曾经在南京居住，在那里与一些著名的绅士讨论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并深得他们的信任。这样一个人如果有野心的话，可能是什么样的野心呢？那本小书说这个人想成为中国的皇帝。一个了解中国的历史、熟悉中国的地理、精通中国的语言、并在中国各地拥有一大批追随者的身材魁梧的人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听起来一点也不荒唐。据说他正在等待着一支从印度开来的舰队。舰队一到，马上就会爆发大规模的行动。
那本小书的确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它使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历史之中。我已经听说大批的澳门居民已经开始逃亡。其中一部分逃进了广州。我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书中的指控与我对国家越来越重的担心以及对西方由来已久的反感一拍即合。它让我立刻振奋起来。我迅速在广州附近集结了足够的军队。我又在广州城内张贴告示，严禁市民接待从澳门过来的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告示也禁止一切与葡萄牙人的生意，还不允许任何人把粮食运进澳门。我还命令我的军队将广州朝向澳门方向的城门全部用石头和灰浆封堵起来。这一切都还算不了什么，它们还不至于让我蒙受巨大的风险。但是，我作出了一个更加冲动的决定，我下令拆除广州城墙外十公里范围内的全部房屋。我的军队总共拆除了近两千栋民房，有超过一万的穷人因此无家可归。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考虑，我担心有人会藏匿在城墙周围的民居里，那将使对广州的进攻变得轻而易举。我认为，要有效地组织起防御必须保证城墙外有足够的空地。在这一系列命令和行动之后，广州城里已经充满了战斗的气氛。而与此同时，皇帝也接到了我详细报告正在澳门策划的阴谋以及我采取的防范措施的奏章。但我的奏章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早就听说我们的皇帝已经被传教士们送给他的自鸣钟给迷惑住了。那些能够制造出精巧机器的西方人在皇帝的眼里一定非常渺小，恐怕就象是他庞大帝国疆域内的几只蚂蚁。他根本无法相信他们会有取代他的野心。那本小书中的故事在他看来恐怕仅仅是贱民的想象，他一定觉得它非常的荒唐。
我的奏章没有能够引起皇帝的强烈反应是我生命中最惨重的失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暗示。时间证明了皇帝的智慧。那位有篡夺帝位野心的意大利人整天郁郁寡欢，毫无动静，甚至连到教堂外走动的兴趣都没有了。而整个澳门因为缺乏粮食已经陷入了极端的饥饿状态。在广州城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一起，哭泣着他们的痛苦，要求补偿他们的损失。朝廷对此时的事态却反应强烈。许多人主张追究我的责任。
我之所以采取那一系列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我对国家承担的义务。我的动机是非常正直的。为什么要追究我的责任？又怎样追究我的责任？这是我感到极度痛苦的时刻。这时候，我多么希望真有一支西方人率领的队伍来攻打广州城呵。我希望有这样的进攻来验证我对事态的判断。我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在广州发生，就肯定很快会有重要的事情在我个人的生活之中发生。可是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在广州发生呢？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我的副手给带来了那个著名的案子。
一开始，我的副手就意识到了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后来，他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他说有人向他告发一个从澳门来的奸细和他的几个同伙。这些人已经潜入了广州，准备在这里组织一场暴乱。我的副手立即将这些人抓了起来。他发现那个奸细是一个正发着高烧的瘦小的修士。年轻的修士自称是第一个进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他的同伙是他的一个朋友以及这个朋友的两个侄儿。我的副手搜查了这几个人的行李，从中找到一些用拉丁文写的信和印的书，还找到几件葡萄牙式样的衣服。对于在广州组织一场暴乱这样重大的阴谋来说，我的副手认为，行李中的这些发现已经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了。所以他立刻刑讯了这些人。他将他们的双腿用两块木板夹紧，逼他们平躺在地上，然后让人用重槌不断猛击木板。这些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并没有改变他们最初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是从韶关下来的，而不是来自澳门。他们下来迎接正等待在广州的一位神父去中国内地巡视各地教会的发展情况。那个正发高烧的修士还拿出了一位大臣为他写的证明信件。这封信证明了他的身份以及他在中国活动的范围和目的。这封信令我的副手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他马上停止了刑讯，将犯人押回牢房。接着他还听说此案的原告其实是这位修士的朋友，也曾经入过教，只因为这位修士拒绝了他借钱的要求，才借机告发了他。这一下，我的副手觉得事情更加难办了。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在关于事件的叙述之中，我混用了“这”和“那”来指人指物指感觉。这是因为当我回忆事件的时候，它有时候离我远，有时侯又离我近。十年之后，我一直把握不住自己与整个事件的距离，我希望没有人会在乎我在忏悔时的这种混乱。这种混乱还将继续下去。）
我坐在花园的石凳上仔细倾听我的副手陈述事情的经过。我知道他与我一样，急于想要证实的确有危险的事情将在广州发生。我们还需要证实我们前一段所做的一切都毫不过分。我们需要证实我们的正直。我们担心我们的城市（事实上也就是我们的国家）被人侵犯。我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智慧，我们对事态的判断一点也没有出错。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急于想要去证明。我知道我的副手跟我想得一样。于是，听完他的陈述之后，我非常肯定地对我的副手说：“从韶关来可能是谎言。证明信也可以伪造。那样下贱的原告，还留着他干嘛？”
我的副手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他将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个阴谋命名为“广州暴乱”。当天晚上，他把原告请到他的家里与他探讨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那个奸细更好地招供。原告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我的副手在送走原告时很肯定地告诉他，他将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充满感激的原告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伙人用乱刀捅死，被塞进一只麻袋，被扔到了白云山里。
第二天，我的副手再次提审那几个犯人。他已经不再犹豫了。他肯定地告诉那一伙从韶关来的人，他们无疑来自澳门，而他们的证明信是伪造的。我的副手严厉申斥那个修士，让他尽快交代他们准备在广州发动暴乱的事实。那个重病的修士低声争辩了一下。他说他的确是从韶关下来的，那封证明信也的确是真的，他说上帝不允许他撒谎。他的争辩给他带来了一阵鞭打。皮鞭抽打在他单薄的肩膀上。这时，我的副手突然示意停止鞭打，他很神秘地问：“你是不是买过药？”年轻的修士迟疑了一下，显然不大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对，我买过药。”他最后低声说。 “很好，你终于承认了。”我的副手接着问，“你们准备在哪里引爆？”年轻的修士恍然大悟，立刻争辩说：“我买了治病的药，不是……”他的争辩又给他带来了一阵鞭打。“我再问一次，你是不是买了药？”我的副手又问。“我买过，但不是……”年轻的修士昏迷过去了。“好，你们已经承认了犯罪的事实。”我的副手命令将犯人压回牢房，等待第二天的判决。他马上着手准备关于“广州暴乱”的奏章。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到了奸细已经承认在广州买过炸药的事实。
第二天，我亲自提审了那几个犯人。我刚看见那个年轻的修士时感到了一阵难过。他只有三十三岁，看上去比这个年龄还要年轻。很快，一种极端的愤怒从我心中喷薄出来。那也许是对我心中那一阵难过的愤怒吧。我大声命令给他们每人一百鞭，要狠狠地打。那是我在提审过程中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我目睹着皮鞭抽打在他们的身体上，感到一种很深的快感。这种快感洗尽了童年时代起就一直依附在我心灵中的一种仇恨。那是对世界的仇恨。有一个冬天，我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被父亲关进一间漆黑的房子里，关了整整一夜。那一夜，我对世界充满了仇恨。我发誓要报复这个凶狠的世界。后来一帆风顺的生活使我淡忘了童年时代那个夜晚的誓言。当鞭子重重地抽打在那几个犯人身上的时候，我立刻重温了那一夜的仇恨。仇恨也才获得了彻底的释放，我也才感到了那阵很深的快感。
接着，我的副手对犯人进行了宣判。那个年轻的修士和他的同伙被判处死刑。那个同伙的两个侄儿被判终身苦役。死刑定在第二天执行。而年轻的修士在当天返回牢房的途中就断了气。我的副手要求将他单独埋葬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与其它死囚相区别，以便将来朝廷的人能够随时复查。他还要求就让年轻的修士带着枷锁，穿着囚衣下葬。他说对这样的暴乱分子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他。我的副手将这句话也写进了关于“广州暴乱”的奏章。
后来我听说在传教士中间，没有人认为这种下葬的方式是一种羞辱。相反，他们认为，这种受难的下葬方式是一个基督徒最高的荣誉。他们还发现他们的这一位兄弟遇难的时辰与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辰一致。他们相信这样的死是上帝的恩赐。当然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放过我。虽然这样的死是上帝的恩赐，造成这种死的人决不是上帝的朋友，而是上帝的敌人。他们同样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奏章，想通过他们在皇帝身旁的那些兄弟们进呈到皇帝的手里。
这两份内容相反的奏章都还没有抵达北京，我的继任就已经从那里出发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听说他也对几何学发生了兴趣。我的副手听到我的继任已经上路的消息就在家里服毒自杀了。我很清楚我的继任最初的使命就是彻底调查在澳门和广州发生的事情。当然，朝廷还不知道“广州暴乱”的情况。但毫无疑问，我们刚刚处理完的这个案子不仅不会洗刷我在处理澳门事务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相反，它会加重我的罪名。“广州暴乱”会被当成是我的虚构（或者说我的又一次虚构）。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我想借此逃脱前一次过错的动机。我必将受到双倍的惩罚。除了自杀，我还能够选择什么呢？
我选择了自杀。可是与我的副手不同，我并没有因为自杀而死。死去的只是那个即将卸任并且一定要为两个重大的错误承担责任的总督。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我在自杀身亡之后又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之中，我的生活仍然由我的仆人料理。现在他已经不在了。我相信自己很快也会死去，因为我完全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一辈子都不会。在这十年之中，我经常会回想起自己作为总督的最后那几个月，想起那一场“广州暴乱”。我仍然认为我在读到那本小书之后采取的那一系列防范措施并不过份。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我对国家的责任感。那正好是我这个人正直的证明。我的错误在于当人们都认为那是错误的时候，我所选择的逃避指责的方式。那个年轻的修士的死当然应该由我负责。如果他不在那种敏感的时刻来到广州，他现在应该还活着。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受刑时安详的表情以及我在他受刑时所经历的快感。我肯定是我造成了他的死。我肯定他是无辜的。我和他完全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的人。我们只是在历史之中偶然相遇。可他为这相遇付出了生命。那个总督也为这相遇付出了生命。历史之中为什么要有如此残忍的相遇呢？历史又是什么呢？我后来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我读到那本小书的时候，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历史。而现在，经过这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才知道我原来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过是一种假象。时间变幻着这些假象。现在我肯定，其实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对于假象的幻觉。也许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这些假象的垃圾堆吧，那里散发出人类生活的恶臭。
有一次，我的仆人问我是不是愿意回广州去看看，他说危险早已经过去了，人们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人们的确早已经忘记那个自杀的总督了。这正好是我不愿意回去的原因，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对我的记忆，已经无法从人群中将我辨认出来了。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现在我甚至觉得，我为自己延长的这十年的寿命也毫无意义。除了游戏之外，我的生活之中什么也没有发生。每天我们都在虚构中游戏，在游戏中虚构，故事维持着我们的生活。真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在十年之前与那个自杀的总督一起下葬。
现在我已经非常虚弱了。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可能再持续多久。我不知道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现在我完全笼罩在黑夜之中。我在黑夜之中继续写下我的忏悔。我没有丝毫的恐惧。我突然又想起了童年时代的那个夜晚，我被父亲锁在一间漆黑的房子里。那时候，我对黑夜充满了恐惧。因为那种绝望的恐惧，我甚至发誓要报复这个世界。现在，我竟对黑夜充满了感激。现在这无边无际的黑夜竟是我的需要。它给我带来了从没有过的平静。我希望它不再离开我。我希望它用力包裹着我，使我不再受阳光的侵扰。我甚至希望它能够将我吞噬，让我永远逃离过去的伤害。如果神能够接受我的忏悔，它就应该用永远的黑夜来证明它的恩典。
真的，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我应该马上结束我的忏悔。我要向曾经迷惑过我的语言告别。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一次深入到它的体内，从它细腻的颤动中获得难以忘怀的快感。我要躺下来了，我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黑夜之中躺下来了。
September 5th, 2007 at 11:15 am
从网上拉了一个评论。我总是不遗余力地推销薛忆沩，嘿嘿。《广州暴乱》是一篇奇特的小说，它是根据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著名“教案”素材演绎和虚构而成，它用第一人称叙述了明朝广东的地方官与澳门葡国居民及传教士的冲突。绵延了几个世纪的历史遗迹中，“教案”作为东西方文明接触史上的珍贵记录，具有独特的价值。当然《广州暴乱》只是小说性思维的一个成果而并非历史，它秉承了薛忆沩小说的一贯主题和风格，那就是东西方文明的相遇。近几年来薛忆沩小说中主题和素材的一再重复十分引人注目，而《广州暴乱》是一次集中的宣泄。 从主人公这位广东省总督的口中，我们体会十七世纪的中国人面对外来洋人的心情。至少这位总督有着严重的反应过敏，对洋人如芒刺在背般的不安和忌恨一天天积累起来，终于酿成祸患，就像生物机体致命的排异反应。我们非常熟悉这种心理：“我不太清楚这种反感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给我带来了一种危险的责任吧，一种既要亲善他们又要防止他们的责任。这种责任使我的地位变得非常敏感。每一个决定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这种心理使“我”与一个荒唐的臆想一拍即合：据一本密呈的小册子说澳门的一个意大利血统的传 教士阴谋做中国的皇帝。 于是“我”亢奋地采取了紧急备战行动，禁运粮食、修筑城防、甚至“下令拆除广州城墙外十公里范围内的全部房屋”，弄得人民流离失所。但是假想中的敌人进攻并没有发生，倒是“我”骑虎难下，面临最严厉的责难，于是“我”最需要的恰好是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我”需要有一个案子来承担起掩盖自己的错误的重任。这时有人告发了澳门派来组织“广州暴乱”的奸细，那是一名最早加入耶稣会的中国青年。小说下面表演的就是一场常见的“逼供信”活剧。为了预设结果的求证， “我”方采取了一切手段，诱供、圈套和肉体折磨，直至那位无辜的耶稣会修士死于刑讯。又是一个可供冤案发生学研究的典型案例。历史的似曾相识之感使我们看到了命运的影子。 总督在观看鞭打中表现出典型的迫害狂心理，很奇怪这种心理又与面对外来势力的受迫害幻想一脉相通。它们都是两种文明相遇时所发生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基督徒解释这次殉难的方式颇耐人寻味，他们用为上帝献身的荣誉感承受了灾难，同时要向敌人复仇。 小说最奇特的地方就是整篇情节都是由总督的临死前的忏悔构成，这完全不是中国人的“精神现象”。如果把这忏悔的结局解释为意大利传教士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作的历史重写倒显得相当合理。不过它的确出自20世纪末一个中国作家的笔下，作为素材的利玛窦札记里并 没有这一内容。这种双重的历史错位给了读者一个新奇的角度。 造成错觉效果的因素还有语言。一个明朝官员的死前忏悔，使用的是极其传统的西方语言（当然是其汉译版本）。小说中的句子如果被当作从阿庇安的《罗马史》中截取的段落，会觉得十分自然，例如：“在广州城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一起，哭泣着他们的痛苦，要求补偿他们的损失”，或者“我之所以采取那一系列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我对国家承担的义 务。我的动机是非常正直的。” 还可以将小说与博尔赫斯的语言比较，两者将优雅的学术和冷静的暴力结合在一起的风度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忍受这种人物与语言的明显错乱呢？或许这正是一种让两种文明建立相遇关系的方式。“我”与“你”交换位置，走进对方的直接关系里。薛忆沩在所有小说里都操着极端西化的汉语，他明显在朝着这个方向持续努力，并且已经达到了汉语在这方面的新成就。语言的进展意味着精神世界的进展，这是值得鼓舞的进展。 但是，我们会发现东西方的关系仍然是不对称的：哪里有西方的作家可以用中国化的英语进行娴熟的写作呢？英语又从汉语中汲取过多养料？西方语言对东方语言的殖民化过程已经很深很广了，包括“东方”这个词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强加给“中央帝国”的。因此东西方文明真正的相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使我们恐惧的是“东方”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并且“反认他乡是故乡”。